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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學與文化研究會會長談師心與師古

時間:2013-12-26 11:53:25  作者:轉載  來源:轉載  查看:1047  評論:0
內容摘要:中西哲學與文化研究會會長談師心與師古
近年來,經常遇到一種令我尷尬的局面。有人問:“你近來研究些什么?”我不知如何回答。有一次,我對提問的某君說:“思考一些哲學問題”。后來,這句回答得到了反饋:“據某君說,張先生近來沒研究什么,似乎既非中也非西,既非黑格爾也非海德格爾。”我無言以對,心想:“總之,是非驢非馬”。以后又有人問我同樣的問題時,我怕人家責怪我“回避問題”,就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地答復:“我在研究海德格爾”,或者說:“我在研究王陽明”。提問的人聽后似乎覺得我回答得很具體。其實,我近些年雖然的確細讀了海德格爾和王陽明的一些書,但哪里談得上什么研究海德格爾,研究王陽明!

  由此想到了許多。記得德國學者施耐德巴赫說過這么一段話:現在的德國哲學界以對過去的偉大文獻作注釋、修訂、整理、重版為時尚,對哲學問題的活生生的思考似乎在泯滅;名為哲學家實為歷史學家或語文學家的人都有一種“逃避癥”,即逃避以第一人稱講話的危險,他們不敢說“我說”、“我認為”,而是畏縮地稱“他說”、 “他認為”。這里的“他”,指的是哲學史上已經故去的偉大哲學家。

  我無意議論德國哲學界的情況,只想談談對當前我國哲學界的感受。我們的情況比之德國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為學,向有注疏的傳統,即使是個人的重大創見,也寓于對古人的注疏之中。改革開放以來,此風漸減。但近些年,各種形式的整理國故之風又起。即使是那些不屬整理國故之列的研究,其對象也大多不是中國的“子曰詩云”,就是西方的“康德說”、“維特根斯坦說”,總之是“他說”。其中確有很有價值的創見和新意,但這種“我說”仍然是“我說他之所說”,似乎不說他之所說,我就無話可說。于是“研究”一詞,就變成了研究“他說”之專名。誰要是以思考問題為主,誰就是研究的“非驢非馬”,算不得搞研究。我認為國故不可不整理,“他說”不可不研究,但若以此為主流,形成一種唯此為學問的時風,則不足取。中國人向有師心與師古之說,我倒是主張以師心為主,師古為輔。我這里用“古”字所表示的,并非嚴格意義的古人,而是一切“他說”,包括今人之“他說”在內,凡“他說”均已過去,也可強名之曰“古”。

  近讀嚴羽的《滄浪詩話》,頗有會意。嚴羽教人學詩“以漢魏晉盛唐為師”,“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為之本”,次及漢魏古詩、樂府以至李杜,“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從這些話來看,嚴羽似乎是一個主師古說者。然而,嚴羽在《詩辨》中開宗明義第一句卻說的是“夫學詩以識為主”。這似乎是矛盾。例如葉燮就是這樣看的。他在《原詩》中說:滄浪教人以漢魏晉盛唐為師,則“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在葉燮看來,師古就是盲從,“何待有識”?其實,嚴羽說的是“以識為主”,并不排斥讀書、師古。“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別材”者,“真性情所寄”也,實即師心。但讀書、師古卻可以助人“悟入”,關鍵在書如何讀、古如何師。杜甫說: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書讀得“破”,為我心所用,助我筆下之“神”,斯為上矣。我這里的用意不是指研究古人之“他說”時要有“破” 萬卷書的精神——那已是不待言的了,更主要的是希望由此更上一層樓, “說我說”,而不停留于“說他說”。

  我之所以用《滄浪詩話》來講師心與師古、別材與讀書的關系,就因為詩是創作,此種創作不同于哲學史家或國故整理者在研究“他說”中的創新。詩從根本上講,從現實中來,從生活實踐中來。哲學亦然。還是施耐德巴赫教授說得好:哲學的拯救在于“重振自我”,“建立我說”。我們應該根據現實和生活實踐,創造自我的哲學。我且模仿嚴羽的話說一句作為結束語:“夫哲學有別材,非關書也,然古之哲人未嘗不讀書。”

  (作者為中西哲學與文化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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