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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13

時間:2014-3-18 18:04:43  作者:轉載  來源:轉載  查看:1869  評論:0
內容摘要:Fudan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13 失范與轉型 Disfun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

Fudan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13
失范與轉型
Disfun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序 言
2013 年國際形勢的發展精彩紛呈,令人目不暇接,諸多重
大事件突如其來、接踵而至,使我們很難細細挖掘和品位每一個重大事件的深層意義。然而,對有價值的國際問題研究來說,準確和充分把握一些重大的有代表性的事件的意義和影響是必須的。2013 年,無論是如好萊塢大片般精彩而震撼的斯諾登事件,還是世人始料未及的埃及政變,無論是中國新領導的內政外交新布局,還是奧巴馬的政治低迷與戰略調整,無論是敘利亞局勢的峰回路轉,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街頭抗議活動,它們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格局轉型、范式轉換、規則重訂的大趨勢。在當今世界,規則的“失范”甚至“無范”昭示著全球治理的新議程,而一些國家政治經濟轉型之艱難和復雜則提醒我們要對變革的前景持更加謹慎的態度。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今世界的變化趨勢及其復雜性,我們選取了8 個專題,分別從國際政治與經濟格局變化、中美日等大國的動向、網絡空間的震蕩、社會抗議的新元素等方面來透視2013 年的世界。在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攀升的背景下,中國學者對國際形勢做出精到的觀察越來越重要;而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互動越來越強勁的背景下,我們為中國如何應對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所提出的挑戰提供有價值的思考無疑是亟需的。這份報告代表了我們朝著上述目標所做出的努力。
目 錄

2013 國際政治態勢:總體平穩、轉型延續

2013 國際經濟中的“失”與“轉”

中國外交“再出發”:舉綱張目、登高望遠

“奧巴馬主義”與美國戰略調整

“安倍風險”:近期中日關系的關鍵變量

中東2013:轉型與動蕩的“二元變奏”

塑造數據主權:2013 年的全球網絡空間與國際戰略

新抗議時代

后記

2013 國際政治態勢:總體平穩、轉型延續


       信強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總體而言,2013 年全球權力格局依然呈現出“東升西降”、“南興北衰”的基本態勢,國際體系的轉型進程得以延續。但是隨著各國戰略和政策調整顯現出不同成效,國際政治權力變遷的幅度有所減小,大國力量對比變化的速度有所緩,進而為全球權力轉移的前景注入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回顧2013:“一超”依舊與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
首先,美國戰略收縮態勢明顯。盡管美國“一超”地位依舊,但是受國內問題羈絆,其總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進一步下滑。在政治領域,兩黨黨爭使政治僵局一再上演,甚至導致政府關門停擺。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國內失業率始終徘徊在7%左右,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加之醫保問題頻出,“控槍法案”的夭折,“棱鏡門事件”的曝光,導致民眾對政府滿意度屢創新低。在軍事領域,美軍被迫大幅度削減國防開支,延緩現有軍備的更新升級,減少對先進武器系統的采購。上述種種,導致美國在外交領域變得更為“謹言慎行”。拒絕軍事打擊敘利亞、推動與伊朗新****的和談、在朝核問題上更多地倚重中國和韓國的力量等等舉措均表明,美國力避以武力手段卷入地區沖突,在全球層面繼續實行戰略收縮的態勢。
其次,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之勢得以延續。較之發達國家,新興國家總體上保持了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同時,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日趨廣泛和深入,在地區熱點問題解決以及全球治理方面的話語權重不斷增加。其中尤以“金磚五國”之間的合作最為突出,一方面,金磚合作機制日趨常態化、固定化和實質化,另一方面,金磚各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分進合擊,默契合作。例如針對敘利亞化武疑云,中俄堅決反對未經聯合國授權貿然對敘利亞實施軍事打擊,最終
促使美英等國同意俄羅斯提出的“化武換和平”動議。而針對斯諾登事件,俄羅斯不顧美國的反對,允許斯諾登在俄“避難”,巴西則強烈譴責美國的監控行為,最終憤而取消總統訪美行程。如此種種均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霸權主張和行徑進行了有效的反制。而在所有的新興大國之中,中國的和平發展又可謂“一枝獨秀”。
放眼全球,中國在2013 年的綜合表現無疑最為耀眼,國民經濟保持了穩中有升的發展態勢,前三季度中國GDP 同比增長達到7.7%,遠遠高于全球絕大多數經濟體的增速。此外,中國航天科技和軍事現代化進程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遼寧”號航空母艦的入列,大型運輸機運-20 的首飛,“利劍”隱形無人機的亮相,“嫦娥三號”探測器登月的成功,彰顯了中國軍事與科技力量發展的強勁勢頭。隨著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中國在外交上表現出更為積極進取的態勢,通過支持敘利亞危機的政治解決,推動巴以和談,提出“親誠惠容”周邊外交方針,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在釣魚島建立常態化存在,對黃巖島實施實質性控制等一系列舉措,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地位以及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與日增。
展望2014:權力轉移趨勢延續
首先,全球權力將繼續由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移。受困于國內政治極化、經濟復蘇緩慢以及軍費預算削減等問題,美國綜合國力相對衰落之勢有目共睹。歐洲經濟持續低迷,在軍事和安全領域獨立行動的能力及自主性日益弱化,而日本因安倍****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明顯右傾引起了周邊國家的警惕和反制,其國際影響力亦將受到嚴重限縮。與之相較,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群體積極參與對國際秩序的重塑以及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使得世界權力中心“由西向東”轉移
的勢頭總體上得以延續。
但是在2014 年,全球權力轉移的速度有可能趨于放緩。原因在于部分發達國家經濟已展現出不同程度的止跌回升跡象,美國復蘇態勢尤為明顯。而由于多種復雜因素的作用,大多數新興國家的綜合表現則持續下滑,部分國家甚至可能陷入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因此在2014 年,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此消彼長的發展勢頭將趨于放緩,國際政治權力轉移的進程也將更為曲折。

其次,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中心將繼續向亞太地區轉移。美國朝向亞太的“再平衡”,中國的持續崛起,俄、印等國影響力的提升,日本對“正常國家地位”的追求,東盟一體化進程的深化,使得眾多大國及國家集團匯聚的亞太地區將繼續成為全球政治的焦點,太
平洋地區超越大西洋地區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中心地帶也將日趨明顯。
第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陣營將更趨“內向”。由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國內問題叢生,勢必被迫減少對國際事務的干預力度。相關民調顯示,52%的美國民眾希望政府減少對國際事務的卷入,51%的民眾希望政府專注于國內經濟問題。歐洲受“歐豬四國”的拖累,經濟總體持續低迷,內部分歧嚴重,自顧不暇。而巨額債務及貿易逆差攀升等問題,導致安倍****也將面臨嚴峻的國內挑戰。在2014年,美、歐、日發達國家很可能會更趨內向,聚焦于國內經濟的發展,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守勢,從而導致其在全球事務中參與度和影響力隨之下降。
第四,中國全方位崛起之勢將進一步凸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吹響了中國全面深化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號角。在2014 年中國很有可能繼續保持傲視全球的經濟發展增速,中美兩國在經濟總量上的差距將進一步縮小,在軍事領域的“代差”也將得到顯著改善,亞太地區中美兩強并峙的戰略格局更進一步凸顯和固化。在外交上中國也將展現出更大的進取性和主動性,進而對既有的國際政治格局形成強有力的沖擊。
建言中國:積極進取的全球外交布局
首先,致力于中美關系的進一步鞏固和提升。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強國,依然對全球事務具有重大的影響力。中國應全面加強兩國在政治、安全、經貿、金融等領域的雙贏合作,并在全球治理、應對地區熱點問題等方面展開務實協作,包括促使美國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作為其外交優先議程,推動實現“習奧會”年度會晤的常態化,擴大兩軍聯合演習的規模并實現機制化,深化兩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
的全球合作,敦促美國加強對日本、菲律賓等盟國的管控以維護地區穩定。
其次,積極深化與新興大國的協調與合作。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將對“后霸權時代”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發揮日益重要的影響,中國應夯實金磚合作機制,落實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應急外匯儲備安排的動議,合力推動IMF 與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改革。此外,中國還應大力拓展雙邊合作,包括全面深化中俄戰略伙伴關系,以消解美國對兩國造成的戰略擠壓;加強中印戰略合作,推動“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落實,維護阿富汗局勢的穩定;通過與巴西
和南非的合作,進軍拉美,深耕非洲。
第三,切實加強與地區“支點國家”的合作。部分地區強國業已成為其所在區域國際秩序日益重要的參與者甚至塑造者,中國應樹立“全球布局”的戰略意識,遴選地區“支點國家”,遵循“多予少取”的原則,強化與“支點國家”的雙邊關系。例如在南亞應落實中巴經濟走廊的構想,加緊瓜達爾港的建設,穩步進軍印度洋。在東北亞與韓國協調應對朝核問題,加快中韓自由貿易談判,聯手牽制安倍****
的右傾化趨勢。在東南亞加強與印尼等國戰略合作,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升級,維護南海局勢的穩定。在中東加強與土耳其和沙特的合作,在拉美加強與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合作,為中國的全球戰略建立牢固的地區支撐點。
第四,積極參與和主導國際新規則的制定。隨著自身實力的下降,美歐日日益重視利用制度和規則的創設,以保持其對國際體系以及全球議程的主導。例如對國際政治“新邊疆”——極地、太空和網絡空間——規則的制定,又如在國際經貿領域對TTIP 和TPP 的積極推動,再如針對氣候變化問題,發達國家也謀求建立有利于其自身的規則體系,逃避自身所應承擔的義務,迫使發展中國家分擔不相稱的責任。
對此中國應予以密切關注,積極參與相關新規則的規劃和制訂,占據戰略制高點,以維護自身的正當利益。

2013 國際經濟中的“失”與“轉”


      宋國友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院中心副教授


2013 年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第5 年,世界經濟沒有實現穩步復蘇,總體增長乏力,問題不少,失望仍存。在問題之外,國際經濟也有積極變化,有望推動未來國際經濟朝向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如以關鍵詞總結,“失”與“轉”當為2013 年國際經濟最為顯著的兩大特征。

2013 國際經濟運行之“失”
經濟增長失速。2013 年,世界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總體而言均未能實現高速增長。美國GDP 未能在2013 年實現期望中的2.5%以上的強勁增長,復蘇仍不全面;歐盟經濟仍然受到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根據歐盟委員會的預測, 2013 年增速為0.1%左右;日本安倍政府上臺后推行了各種刺激政策,但總體效果不彰,國家經濟增長在2%左右,低于預期。特別是以往表現強勁的新興經濟體,2013 年遭遇了經濟降速的困境。以新興經濟體中具有代表性的金磚國家為例,2013
年度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只有1.5%左右,大大低于2012 年的3.4%;巴西GDP 增長為2.4%;印度GDP 增長率只有5%。只有中國的GDP 還繼續高位增長,2013 年增長率估計和2012 年持平,在7.8%左右。
經濟治理失范。失速的經濟增長以及陷入困境的國內政治生態導致曾經的“模范生”出現了“失范”的經濟治理現象。失范的國家經濟治理具體包括:1)一些發達國家不斷累積的債務。例如日本中央政府債務已經超過其GDP 的兩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也大于其年度GDP。圍繞著如何處理財政赤字發生嚴重分歧,美國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出現了16 天的停擺。2)失業率居高不下。美國2013 年失業率雖然呈現逐月降低的態勢,但月度平均仍超過7.5%。同年歐元區和歐盟的失業率更是超過12 %和11%。3)貧困率。美國目前有4600 多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占美國總人口的15%。歐盟民眾的貧困率也在攀升。作為歐盟內第一大經濟體的德國,其國內受到貧困威脅或持續處于貧困狀態的民眾比例也位于歷史最高水平。貿易談判失序。在全球經濟形勢令人失望的情況下,旨在以增加貿易推動經濟發展的各種貿易談判協定正在推進。然而,這些貿易談判缺乏足夠動力,無法取得實質性突破。在地區層面,美國政府雄心勃勃、希望在2013 年完成的TPP 沒有取得重大進展;歐美之間的TTIP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也陷入停頓。東亞地區的RCEP 在2013 年終于啟
動,但要最終完成談判恐怕還需時日。在全球層面,WTO 成立18 年來,在推動全球多邊貿易談判上沒有取得任何顯著成果,未能實質性地提升全球貿易的自由化,有日益退化為一個效率低下的超國家官僚機構的風險。雖然在WTO 的推動下,各成員國于2013 年12 月7 日在印尼巴厘島達成了協議,但這份協議體現出鮮明的“早期”特征,并且要得到所有WTO 成員國政府的批準,距離全面達成多哈回合所設定
的目標仍有較多差距。貨幣政策失衡。2013 年,主要發達經濟體繼續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國際金融體系面臨無法容納過多流動性的風險。美國雖有量化寬松收縮安排,把每月850 億美元的長期債券購買規模降至750 億美元,但貨幣政策總體仍然極為寬松,聯邦基金利率壓低至0.25%以下。歐洲央行于2013 年 5 月2 日和11 月7 日分別降息25 個基點,使當前
歐洲央行的基準利率降至歷史低點0.25%。日本央行新任行長黑田東彥上臺以來,推行超寬松貨幣政策,擴大資產購買規模,壓低利率水平。發達經濟體集體性的量化寬松引發了國際金融市場的短期劇烈波動,增加了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管理本國金融體系乃至經濟發展的難度。面對發達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新興經濟體普遍采取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作為應對。巴西央行自2013 年4 月以來連續第六次上調基準利率至10%,新任印度央行行長拉詹上任兩個月以來連
續兩次上調利率至7.75%,印尼央行自2013 年6 月以來也五次上調基準利率至7.5%。發展議程失效。2013 年是實現2015 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要害一年。然而,最不發達國家以及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在減貧、教育、降低兒童死亡率、環境保護、對抗艾滋病以及改善產婦保健等具體領域未能實現預期的發展目標。盡管有些目標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大多
數目標已經完全不可能實現。在減貧方面,全世界目前約有12 億人處于每天生活費不足1.25 美元的極度貧困狀態中。相比30 年前的19 億人,這個數字已有所下降。不過,如果將中國的減貧貢獻單獨另計,那么國際社會的減貧努力并未取得重大成效。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拉美等國家和地區的極度貧困人口未有顯著降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極貧人口超過4 億人,比30 年前的2 億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改善產婦保健目標方面,當前47%的孕婦死亡率離2015 年前將孕婦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的預計目標存在極大差距。
2013 國際經濟趨勢之“轉”
除了體現上述鮮明的“失”字特征,2013 年的國際經濟態勢同時也存在著顯著的“轉”字特點。如果說“失”字意味著不足和缺憾,“轉”字則預示著革新,孕育著新的經濟發展趨勢。經濟實力轉化。2013 年仍然延續了世界經濟中“東升西降”的轉化格局。東是指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國家,西為歐美等發達國家。盡管東方國家的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總體上繼續保持著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速優勢。作為新興經濟體中的代表性國家,中國經濟在2013 年一枝獨秀,保持著高速增長,不斷拉近與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距離。在中國等國的推動下,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整體經濟實力對比不斷縮小。特別是亞洲地區經濟活躍,發展快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更為突出。
投資流向轉移。全球投資領域也發生著變化。個別國家的集中度更高。以2013 年第三季度為例,中國、英國和美國這些排名前三甲的國家就吸收了全球47%的直接投資。其中,中國為全球第一大投資吸收國,吸引了超過27%的全球投資。總體上,無論是吸收投資還是對外直接投資,歐洲的比重都在下降。在吸收投資方面,歐盟國家在已經從前幾年的占比25%降至目前的17%左右。在對外投資方面,其占比更是從30%左右滑至13%。受歐盟拖累,主要由發達國家組成的
經合組織在全球投資中的影響力下降明顯,新興經濟體則明顯上升。貿易格局轉變。發展中國家(含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在2013 年幾乎相當,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現象。1980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僅為34%,2013 年則接近50%。在進口領域也是大致如此。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形成對比,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從1990 年的56%銳減至2013 年的35%左右。此外,與全球貿易增速放緩不同,區域
內貿易比重不斷提高。例如,亞洲國家之間的出口占比在2013 年超過52%,歐盟國家之間的貿易比例更是高達75%。區域內貿易正在成為全球貿易的新動力。治理思潮轉向。由于發達經濟體發展困頓,其塑造全球治理體系的能力在不斷下降,其支持和鼓勵的經濟治理模式對于其他國家的吸引力也在慢慢減退。主要新興經濟體所奉行的一些治理理念贏得了更多的贊同和模仿。全球經濟治理以及國家內部經濟治理越來越朝向務實的路徑前進,而不是像以往那樣過分偏執于某種自由主義的教條。
在全球經濟治理層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正按照新興經濟體所呼吁的更為公平和更具代表性的方案往前推進。在國家治理層面,擺脫“華盛頓共識”的過多影響,反而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共識。
增長模式轉型。2013 年各國增長模式正處于深刻的轉型調整過程當中。轉型的總體訴求是打造各種經濟發展要素更為平衡的經濟增長模式。其一是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平衡。那些實體經濟在經濟中的分量不斷降低的國家,正試圖通過各種形式的戰略,促進制造業回流,提升本國實體經濟的競爭力。其二是政府和市場的平衡。美國等以往依靠市場作用的國家,開始注重政府能力的建設和運用。中國等政府角色十分突出的國家,也強調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
其三為進口和出口的平衡。2013 年,全球貿易失衡情況繼續緩解。例如,中國的貿易順差占GDP 比重已經降到合理區間,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比重也有所回落。轉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如果能夠持續推進,可能會為國際經濟帶來平衡、可持續的長期增長。經歷了2013 年以“失”與“轉”為特征的世界經濟,中國要繼續推進國內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以改革加速提供經濟發展的動力,以內需加大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以創新加快提升經濟增長的效益。同時,要積極主動創造良好的外部金融貨幣環境,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確保出口市場的整體穩定,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改革。以國內為優先,內外并舉,中國將有能力準備迎接并不確定的2014 年世界經濟。

 

中國外交“再出發”:舉綱張目、登高望遠


蘇長和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
 

2013 年的世界充滿著變革和轉型的張力,無論是連任還是新任的大國首腦,在其執政期的第一年都面臨著不小的內政外交考驗。2013年是中國新領導集體的開局之年,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內政外交上舉綱張目,提振了國內改革開放穩定的信心,外交開局氣勢磅礴,外交布局周密完整,外交的謀劃與運籌在更大的格局下展開。中國內政外交積極進取、有所作為的新氣象在2013 年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成為一大亮點。
中國夢的提出在世界上引起廣泛反響
中國夢的提出之所以在國內外引起這么大的回應和反響,在國內是因為其包含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元素,同60 多年前“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和改革開放前期“振興中華”的口號一樣,將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目標下,向前奮進;在國際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反響,與當前世界各國及其人民人心思定、人心思穩、人心思和、人心思善的想法是一致的。中國夢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各國在中國夢的對照下,都應該努力將自己的家園建設好、與外部世界共同和平發展。而這是美國夢給不了世界的內容。獨立自主思想的豐富和發展獨立自主是貫穿于新中國外交戰略論述中的最鮮明的一條主線。獨立自主是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也是新中國和平外交的基石。
習近平指出,“堅持獨立自主,就要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堅持獨立自主,就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獨立自主,就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這三個“堅持”,是在繼承基礎上對獨立自主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堅持獨立自主外交,并不意味著中國外交變得強硬了,而是更為積極理性地維護國家發展權益,更為積極地在維護國際和平的責任上有所擔當。實際上,在新時期,世界各國都應該奉行獨立自主的內政與和平外交政策,也即:每個國家都應該獨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各國應該相互尊重獨立自主地選擇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各國應該逐步摒棄軍事結盟思維,獨立自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義利觀和公道觀豐富了中國外交的價值體系新型“義利”觀的提出,豐富了中國特色外交價值體系。我國外交一直重視義利關系的處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無私地支援支持
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這是當時世界的“大義”,中國抓住了這個“大義”,為中國外交贏得了許多軟實力和話語權;改革開放以來,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真誠地相互支持,實現共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大義”所在,也是新型義利觀的時代特征之一。“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只有世界上更多國家、更多人口實現了發展,而不是少數國家和人口獨享發展成果,世界才能真正朝和諧共
生的方向邁進。
2013 年中國外交還重視在國際上講“公道”觀。中國認為,世界上如沒有公道,哪來人道呢?敘利亞問題正因為中國堅持了“公道”,才避免了敘利亞出現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當前國際政治風氣不正,歪理邪說盛行,未來誰能為國際政治樹立正的新風,誰就擁有更大的軟實力。
外交話語貼心貼民,展示了中國式軟實力的影響。
2013 年8 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強調,要打造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構建我國外交話語體系,不能盲目接西方的話語體系的軌,說到底就是用中國話講中國外交的價值觀理念、世界觀體系、實踐觀特點。2013 年的中國外交話語風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習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亞的演講,短短的半個小時贏得了數十次掌聲,是別人對我們在發展中非關系中落實“真、實、親、誠”理念從心底里產生的共鳴,展示了中國式軟實力的魅力所在。
如果加以對比,美國式軟實力是什么?很大程度上靠對外輸出美式自由民主制度;中國式軟實力靠的是朋友交心、相互尊重、相互欣賞,寓“義理”于故事和事實之中。在周邊外交工作會議中,中國提出了與周邊國家“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習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的演講中,提出互聯互通的“五通”理念,即政策溝通、經貿流通、貨幣流通、交通暢通、民心相通。這些外交話語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對漢語的自信,展現了漢語和生活化語言的魅力。大國、周邊、發展中國家、國際組織外交布局完整。
2013 年,中國外交從中俄關系開始,外交從大國、發展中國家、多邊組織再回到年底的周邊外交工作會議,為未來十年中國外交完成了布局,形成了大國外交的新格局。新型大國關系、大小規模不同的國家間關系、“真、實、親、誠”的發展中國家外交、“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為中國與不同類型國家發展關系提供了新指針。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保持與傳統多邊國際機制關系同時,開始更為重視發揮在新興多邊國際機制中的影響,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博鰲亞洲論壇、金磚國家首腦會議機制、20 國集團等多邊機制中積極作為,正在成為推動國際體系向公正、有序、包容、共生的新型國際體系方向發展的重要力量。外交和經濟統籌配合,共同服務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互聯互通”是2013 年中國經濟外交的關鍵詞。中國是世界上128 個國家最大貿易伙伴。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具備的經濟優勢,正在轉化到外交能力建設層面。中國的經濟外交在海洋和大陸兩頭齊頭并進,分別提出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以及若干經濟走廊設想,在構建互聯互通的中國式地區經濟一體化設想中,金融和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在為國家外交提供更多的經濟支持。外交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傳統理念,正在轉變為外交和經濟統籌配合,共同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目標。
外交體制機制建設助力中國夢的實現
外交的集中化管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加強黨在新時期對外交工作的領導作用,是中國從大國邁向強國的根本政治保障。外交的集中化管理需要加強外交體制機制的頂層設計。當前國際形勢發生著深刻復雜的變化,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互動規律出現新特點,2013 年的十八屆三種全會《決定》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對國家安全體制機制和法律體系進行統籌和整合,更有效高效地應對復雜的國內國際安全形勢。另外,已經形成或者需要調整的與國家大外交格局相關的外宣體制機制、海洋權益維護體制機制、海外權益維護體制機制、援助發展體制機制、外交和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等,也成為當前中國外交體制機制建設的重要內容。
劃定和平發展道路的底線,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毫不含糊中國始終不渝、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2013 年以來,中
國在和平發展理論和政策上都有新闡釋,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更加重視和平發展成果能夠公平地為各國人民所分享,各國人民要從和平發展中得到實惠,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在各國老百姓中擴大和平發展的社會民意基礎。第二,劃定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底線。在新一屆領導集體關于和平發展道路的集體學習中,習近平闡述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辯證關系,強調指出,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絕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國家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第三,在兩岸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問題上,突出了和平發展與國家統一的手段和目標的關系。習近平指出,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夯實共同政治基礎,是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關鍵。著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第四,提倡各國都應該順從和平發展這一世界大義,走和平發展道路。世界上只有中國一家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不夠的,只有更多的國家共同走和平發展道路,和平發展道路才能真正走的穩,走的通,走的遠。中國追求的國際秩序是和諧共生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構建和諧共生的國際秩序,同其他國家一起走和諧共生的發展道路,是新中國外交一以貫之的目標,也是新時期中國在有關世界秩序問題上的思考之一。在會見21 世紀理事
會代表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 “中國愿同其他國家一起走和諧共生的發展道路”。不走對抗的絕路,不走沖突的老路,要走和諧共生的新路,建設一個包容有序的和諧共生世界,是中國對國際秩序的追求。當今世界,文明與文明之間、國與國之間、各國人民之間、大國與大國之間、大國與小國之間、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之間,都需要探索和諧共生的發展之道。和諧共生恰恰是在尊重差異和多樣基礎上,為多樣文明學會共處指出了一條出路,體現了一個文明大國、東
方大國、負責任大國、社會主義大國在世界秩序問題思考上的智慧貢獻。

“奧巴馬主義”與美國戰略調整


吳心伯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盤點2013 年美國的發展,失范與轉型是兩大關鍵詞。
內外失范在美國經濟終于呈現溫和增長的背景下,美國在國內政治上面臨的挑戰顯得更加突出。
一是政治極化依舊、兩黨斗爭激烈。共和黨為了阻撓“奧巴馬醫改”的實施,在聯邦政府預算問題上與民主黨和行政當局較量,最終迫使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關門長達半月之久,這是17 年來的首次,令人憶起1994 年共和黨全面控制國會后咄咄逼人的態勢,更揭示了今日華府“超級黨派斗爭”的激烈程度。有人認為,華府的政治分裂是美國內戰以來最嚴重的。
二是奧巴馬政治地位陷入弱勢。由于醫改問題處理不當,加之共和黨的牽制,公眾對奧巴馬執政能力的評價大幅下滑,支持率創就任總統以來新低,其政治影響力快速下降。一般來說,美國總統在第二任期內的最后兩年政治影響力都會逐漸式微。但奧巴馬在第二任期內的第一年即顯疲態,確屬少見。奧巴馬過早陷入弱勢地位,對今后幾年美國的政治生態意味著什么,值得觀察。從深層次看,不管是政府關門還是奧巴馬陷入弱勢,都反映了美國“否決”政體的弊端。美國
長期視自己的制度為民主的典范,如今該制度的運作頻頻失范,而美國人對此雖不滿意卻又無可奈何,這種狀況還會繼續下去。美國社會的失范也在2013 年變得突出。奧巴馬在年底發表的一次被《金融時報》形容為他就任總統以來“最讓人心灰意冷”的演講中,列舉了今日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不斷下降的社會流動性,坦誠這種局面“給美國夢、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在世界各地所代表的東西造成了嚴重威脅”。長期以來,“美國夢”所代表的不僅是成功的機會,也包括一個欣欣向榮的中產階級和社會的流動性。然而,在
財富的分配機制越來越不合理以及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美國中產階級的實際收入在下降,整個群體不斷萎縮。與此同時,15%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而5%最富裕群體和20%最貧窮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達到美國統計局1967 年監測以來的最大值,美國已成為發達世界中最不平等的國家。作為美國社會結構的中堅力量,中產階級的萎縮會導致美國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更使人們對美國的價值觀和未來失去信心;不平等和貧困的加劇則會危及美國的經濟增長,損害政治與社會的穩定。由于社會的失范與政治的失范存在著重要的關聯,這也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
在國際層面,斯諾登事件暴露了美國道德的失范。斯諾登大揭秘向世人展示了美國作為一個“監視國家”的形象,在讓世人感到震驚之余,也加深了人們對美國國家特質的一系列消極印象。首先是美國對其力量優勢的濫用。美國是當今世界上軍事力量最強大、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但如何恰如其分地運用這種力量優勢去謀求合法的國家利益目標,是美國政治精英面臨的獨特挑戰。正如同美國依仗其軍事優勢頻頻對外發動戰爭一樣,華盛頓也在利用其科技優勢監視全世界,
這反映了美國濫用其力量優勢的毛病是根深蒂固的。其次是美國對世界的控制欲。驅動美國對全世界—包括一些盟國的領導人—的監視行為的,無疑是華盛頓要掌控全世界的霸權心理,這種欲望雖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中受挫,卻在電子世界中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第三是美國政府的虛偽。美國近年來不斷指責中國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把自己描繪成網絡黑客的無辜受害者,而斯諾登大揭秘表明美國才是網絡世界的超級黑客,而之前美國對中國的高調指責則是
“賊喊捉賊”,充分顯示其虛偽性。美國向來懷有強烈的道義的優越感并樂于向世界展示其軟實力,而斯諾登事件無疑揭示了美國道德失范的嚴重性,它對美國國際形象的負面影響將是長期的。奧巴馬主義奧巴馬執政后,鑒于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的教訓,即著手推動美國戰略的轉型。其第一任期內的轉型努力主要體現在結束兩場戰爭和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2013 年奧巴馬政府對敘利亞化武事件的應對以及與伊朗關系的改善等舉措,凸顯了外交政策上“奧巴馬
主義”的一些特點。
首先是減少對外軍事干預。由于認識到美國面臨的許多安全挑戰包含了外交、經濟、文化等因素,難以僅僅用軍事手段解決,而是需要平衡和綜合地使用各種力量手段來應對,奧巴馬政府強調必須“明智、準確和審慎地”使用軍事力量,作為解決問題的辦法,武力是最后的手段,它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發揮的是支持而非主導作用。實際上,對運用軍事力量的謹慎態度源于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的教訓及其所產生的厭戰情緒,也與美國的預算壓力有關。其次是充分利用外
交手段,包括與盟友和其他大國的合作,來處理國際熱點問題。這既是基于成本分析,也符合民主黨的外交理念。再次是有選擇的介入。美國在海外的實質性介入,無論是軍事的還是外交的,將取決于美國的利益關聯度以及解決該問題的預期成本和可行性。這意味著今后美國只會在有限的地區實質性地投入軍事和外交資源。值得注意的是,未來美國“戰略內向”的趨勢會進一步發展。從美國公眾的情緒看,皮尤中心(PEW Center)的一項調查顯示,自1964 年以來,首次有超過一半的應答者認為“美國在國際舞臺應當少管閑事,別的國家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這表明,由于兩場戰爭帶來的厭戰情緒和經濟危機的影響,公眾對美國開展積極外交政策的支持度達到歷史新低。以理查德·哈斯為代表的外交政策精英認為,美國正處在一個外交政策休整期,它需要克制海外行動并恢復國內實力,從而延長這個休整期。從決策者的理念和政策偏好看,作為民主黨人的奧巴馬沒有“新干涉主義”的沖動,他主張美國對世界事務的參與在目標上應該是有限的和有選擇的,在手段上要更
多依賴外交與國際合作。從能力上看,美國國防預算的削減無疑也會制約其在海外的軍事行動。美國戰略內向的趨勢很可能不是一個短期現象,因為按照美國外交周期理論,美國正在進入下一個外交周期,這個周期的前半段是大約20 年左右的戰略內向期,內向期的特點是決策者和公眾的注意力更多轉向國內事務,減少對外部事務的積極干
預,特別是在海外的軍事行動。2014 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有可能成為一個標志性事件,從而開啟一種世界權力結構越來越多極化、美國的實力相對下降背景下美國參與世界事務的新模式。
中國怎么辦?
中國該如何應對美國的這一發展趨勢?首先,在美國國力相對下降、中美力量差距逐步縮小的情況下,美國會產生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戰略焦慮感,對中國趕超美國及其后果感到不安,不僅會加快應對中國崛起的外交、安全和經濟布局,而且有時可能會對中方的某些外部行為做出激烈反應。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做好對美國的安撫工作。
這包括:加強與美國的對話、溝通以減少對方的疑慮和猜忌;在美國關切的國際問題上,基于中方的原則和利益提供適度的合作;在拓展周邊利益、延伸戰略觸角時注意時機的把握,并在操作上注重“有理、有節”等。
其次,在霸權力不從心的背景下,美國需要更多借助國際合作來達到其外交政策目標,這些合作既來自盟國以及伙伴國家,也來自主要的力量中心。在亞太地區,美國會越來越重視編織“盟國加伙伴”網絡,以制衡中國、保持美國在亞太的優勢地位;在全球層面,美國會依賴主要力量中心的合作處理地區熱點和推進全球治理,鑒于中國力量和影響力的上升,中國將是美國在全球問題上越來越借重的對象。對中國來說,在亞太地區,應積極推進包容性外交,提倡地區經濟與安全合作,防止美國以“盟友加伙伴”網絡孤立中國,割裂亞太。在全球層面,我們應強調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意識和與國際社會合作的意愿,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問題的處理,順勢擴大我國的國際影響力,更好地維護和促進國家利益。
 

“安倍風險”:近期中日關系的關鍵變量


胡令遠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戰后的前50 年,世界大格局無疑是美蘇兩極世界的建構與解構。后50 年,我們預計,世界將逐步走向中美關系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雖云多極但向G2 傾斜”的時代,這無疑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趨勢。而現在正處于這一時代的前半段,是事物由量變到質變積累過程中逐步走向中線臨界點的時期。雖然大趨勢難以逆轉,但這一時期無疑容易出現重要變數,因而是一個相關各方、特別是有戰略性重大利益關切的主要國家加大博弈力度的高度風險期。因為是改變世界格局的大趨勢,所以即便從國家利益比重的角
度,對這一趨勢最為敏感、反應最為激烈的,以國家而論,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國和緊隨中國之后的日本。這是絲毫不足為奇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既定軌道前行,中美日關系聚焦于這個軌道的“切點”上:美、日上下其手,力圖使中國行進在下切圓的軌道。因為常識告訴他們,一旦越過中線成為上切圓,慣性的作用即意味著要多付出的代價。而接近“中線”的上下切點,離心率都非常高,很容易失控,象征著這是一個高風險甚或高危期。而當下預示這一高危期的象征,可謂集中體現在“安倍風險”上。
所謂“安倍風險”,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蓄意推高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引發危機的風險,企圖最大限度地借此激發國內的民粹主義,實現擴軍****的政治軍事目標;同時,“安倍風險”也包括日本拉戰略東移的美國下水,推高中美在東亞直接對抗的風險,以求漁翁之利。
“安倍風險”形成的內外要素:“神話”破滅與地緣政治
內因是事物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安倍風險”亦如此。冷戰后日本的“三個神話”相繼破滅。首先,戰后日本最引以為榮的“經濟神話”破滅,其后長達20 年也沒有恢復元氣;其次,“1955年體制”下自民黨長期執政的“超穩定政治神話”終結,代之以“十年十相”的政局亂像;第三,以“奧姆真理教”沙林事件、東北大震
災引發的核電站事故為標志的戰后“社會安全神話”被打破。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歷屆內閣也進行過政治、經濟等的“轉型”改革,但都收效甚微。在日本社會彌漫著“日本已經沒有退路,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的“窒息感”中,安倍先以“找回強大的日本”作為競選口號,后又打出豪賭般的“安倍經濟學”三枝箭,在半年中贏得眾參兩院選舉,并維持高支持率,正是利用了日本國內上述“失范”與“轉型”
的結構性調整因素。
與上述“安倍風險”形成的國內社會基礎密切相關,在野黨、執政聯盟、包括自民黨內派系之間,因為選舉政治的原因,它們對安倍的制約大大弱化,這也是“安倍風險”不斷得以加大的內在要素之一。
此外,安倍本人信奉的以岸信介為范本的極端保守、反動的政治理念,無疑是“安倍風險”最重要的內在驅動力。加之 “梅開二度”對安倍來說意味著是最后的機會,所以“安倍風險”系數非常大,具有執著性的同時,也帶有“孤注一擲”的冒險性和瘋狂性特征。其悍然參拜靖國神社,即為表現之一。
2013 年,地緣政治中海洋權益的效應也愈發凸顯。日本是一個戰略資源極度匱乏的發達國家,在陸地資源幾乎開發殆盡的情形下,當代日本戰略家高坂正堯指出,日本除了向海洋要資源、圖生存之外,別無出路。1994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正式生效之后,日本借機正式確立了“海洋立國”的國策,大力推進包括將沖之鳥礁改造成“島”等擴展“藍色國土”的海洋戰略。
近年,中國逐步確立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這本來是自身發展過程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并沒有以此威脅日本的主觀意圖。但安倍處心積慮,以地緣政治的心理效應,以及作為島國日本的國民因為資源、海上運輸線的先天不足和脆弱性而形成的對海洋權益的敏感性,利用釣魚島主權爭端宣揚中國的“物理性威脅”,放出“安倍軍事學”的“安保三枝箭”,就容易具有煽動性和欺騙性。
另一方面,盡管美國重返東亞,“再平衡”的選項很多,但從實踐來看,無論是其自身,還是對其盟國,在海洋權益方面制衡中國是其首選。對此不失時機地加以利用,不言而喻也是形成“安倍風險”的重要外部因素。
“安倍風險”的四大挑戰
首先,“安倍風險”將在安全領域對中國和平崛起構成重大挑戰。這表現在三個層面:在雙邊關系上,因為任期內修改和平憲法是安倍最重要的政治目標,所以為達此目地,他必然會蓄意分階段、有步驟地不斷利用釣魚島等挑起事端,中日關系也就因而難有寧日。特別是嚴峻對峙下的東海海、空域發生其蓄意為之、或擦槍走火的風險,不僅會長期存在而且不能排除發生局部軍事沖突的可能。在地區層面,今年安倍將在去年放出“安保三枝箭”的基礎上,實質性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一旦實現這一目標,安倍將迅速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甚至越南等進行針對中國的實質性軍事合作,給中國的周邊安全戰略制造麻煩。在全球層面,安倍可以更放手地要求歐美在武器出口、高科技轉讓等方面對中國的限制,在世界軍售等領域杯葛中國。
不言而喻,在所有三個層面中,日美同盟都起支撐作用。特別是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之后,日美同盟的內涵,包括軍事合作的區域范圍、一體化程度等將發生重大變化。此外,安倍上臺后還一直熱衷于在所謂地球儀外交中搞“2﹢2”,以期在多種層面中對中國形成牽制作用。這一切,說明“安倍風險”在安全領域,將對中國的和平崛起帶來重大挑戰。其次,在道德制高點上將帶來全方位挑戰。由于歷史原因和自身特點,戰后日本外交實踐中向以經濟為支撐,但安倍無論是在第一個任期,還是“梅開二度”,都高調祭出“價值觀外交”,傾力打造“價值聯盟”,意圖從軟硬兩方面包抄中國。不僅用傳統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權、市場經濟等西方價值理念來詆毀中國,而且最近又將中國說成是自由航行、安全飛行等國際法的破壞者。甚而安倍作為一國首相,不惜直接詆毀中國的社會制度。試圖通過抹黑中國形象而在道德領域占據制高點,充分說明“安倍風險”對中國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再次,安倍風險還體現為外交上充當圍堵中國領頭羊的高度自覺意識。無論是在地區層面的遍訪東南亞,還是在世界范圍都有所表現。安倍上臺以后,一是一反戰后日本外交一向低調的傳統,表現的異常活躍;二是針對性非常強;三是肆無忌憚---幾乎在所有訪問國都公開指責詆毀中國。他在精心編織對華包圍網絡時,公開宣稱要成為制衡中國的“領導者”,做圍堵中國的領頭羊的意識可以說高度自覺。
最后,“安倍風險”還存在著“綜合安全保障”方面的挑戰。“2﹢2”之外,安倍還熱衷于以經濟援助捆綁安保以制衡中國,這特別表現在他的東南亞和非洲外交上。結合上述三個方面,僅就東南亞而言,“安倍風險”已經給中國造成重大挑戰。即中國要付出更多的外交努力和資源,才能對沖。而在即將啟動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制定過程中,中國也會面臨更多更復雜的局面。
管控“安倍風險”
對于中國來說,在未來的日子里,將“安倍”這一近期中國關系中的關鍵風險變量降到最低,無疑需要正確的決斷和智慧。管控“安倍風險”可依一下三策:
一是中美構筑新型大國關系。由于日美關系的特殊性,如果中美關系能維持相對正常狀態,日本就不會走得太遠,“安倍風險”亦在可以管控范圍。一方面因為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戰略對手,利用日本制衡中國將成為其長期的地緣政治戰略取向,另一方面中美之間也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把握好相對的兩個方面的平衡點,同時也是制約“安倍風險”的關鍵點。此外,日美之間在現實利益和對二戰成果的態度方面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矛盾,這也給中國提供了降低“安倍風險”危害性的機會。
二是清楚認知“安倍風險”的道德短板。由于安倍本人持有非常保守、反動的哲學理念和歷史觀,包括美國的主流媒體,歐洲議會等對安倍在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等問題上挑戰人類道德底線的言行予以了嚴厲批判。中國應在國際和日本國內加大對“安倍風險”道德短板的揭露,使安倍的“價值觀外交”和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不攻自破。
三是要以地緣經濟優勢破解“安倍風險”的綜合安保設想。中國應以東南亞為中心謀劃大周邊外交格局,推進“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破解以經濟捆綁安保的“安倍風險”,中國具備優勢。展望未來,如果“安倍經濟學”不崩盤,“安倍風險”將使未來數年中日關系總體下行的趨勢難以逆轉。安倍領導下的日本將是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最直接和強有力的麻煩制造者、攪局者,對我國將構成重大戰略風險。除了做好上述降低“安倍風險”的工作之外,針對東海海、空域不測事件,應相機實質性推動危機管控機制的建立;做好日本今明兩年解禁集體自衛權、乃至****的精神、外交及軍事斗爭準備。
總體來說,除非發生重大變局,中美之間總的大趨勢還是朝著建構新型大國關系的方向走,這是我國外交的成敗所在,也是能否和平崛起、實現中國夢的關鍵所在。在這樣的前提下,“安倍風險”效果有限。但同時需要防止的是,日本走向孤立,從而最終擁核,這是最壞的結局。在這方面,需要中美共同努力。


中東2013:轉型與動蕩的“二元變奏”
 

劉中民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轉型與動蕩相互交織構成了2013 年中東地區形勢的典型特征,轉型之難和動蕩之痛交互影響,使中東地區秩序與地區格局處在艱難的重建過程之中。在2013 年,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與社會轉型已進入更加艱難的深水區,宗教與世俗、民主與民生、改革與穩定的矛盾異常尖銳,已經發生****更迭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的政治與社會轉型依舊困難重重,埃及“二次革命”廢黜穆爾西****構成了轉型國家動蕩的風向標;其他尚未發生****更迭的阿拉伯國家也在謀求程度不等的改革,但均面臨國內外的嚴峻挑戰。與此同時,敘利亞內戰的久拖不決及其外溢效應不斷擴大、利比亞戰爭后遺癥頻繁發作、國際恐怖主義強勢反彈、街頭政治和民粹主義泛濫,都使中東地區局勢處于嚴重的動蕩之中。從地區格局變化的角度看,美國中東戰略的收縮構成了影響中東地區格局異常復雜的深刻根源之一,敘利亞問題和伊朗核問題從高度緊張、一觸即發到趨于緩和的轉向,俄羅斯中東外交亮點頻出,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地區大國的地位變化與政策調整,都與美國的戰略調整密切相關。
阿拉伯國家艱難轉型之苦在****更迭后,埃及、突尼斯、也門、利比亞四國已相繼建立********或過渡****,在政治上大多都實行了多元化、多黨制、議會民主選舉,但他們普遍面臨宗教與世俗矛盾加劇、經濟與民生問題嚴重惡化、地方和部落勢力坐大、社會動蕩不安、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
義強勢反彈等等嚴峻挑戰。埃及的政治過渡因“二次革命”陷入困境,支持和反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勢力發生嚴重沖突,圍繞宗教和世俗兩大陣營的極化和對立嚴重。街頭政治泛濫和教俗分裂使埃及仍然面臨著發生“三次革命”的危機。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執政的突尼斯同樣動蕩不安,反對黨領袖兩
次遭暗殺,民眾抗議浪潮頻仍,嚴重影響了突尼斯的政治穩定。在利比亞和也門,國家****脆弱、治理能力低下,地方勢力和部落勢力借機不斷擴大影響,不僅對民族和解和政治重建構成掣肘,同時也使地方和部落成為極端主義勢力盤踞的中心。沙特領導的海合會國家和約旦、摩洛哥同為君主制國家,它們對內謀求自上而下的改革,對外謀求海合會擴軍,形成君主制國家的“神圣同盟”,以圖聯合自保,但
仍然面對內外形勢的嚴峻挑戰,尤其是曾陷入動蕩的巴林和約旦的壓力更大。蘇丹、索馬里、阿爾及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也存在著程度不等的動蕩。恐怖主義強勢反彈之猛在也門政局持續動蕩、敘利亞內戰陷入僵持、美國從伊拉克撤軍等因素的影響下,“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的活動日趨猖獗,并積極向敘利亞進行滲透,“基地”組織與來自全球的極端分子赴敘利亞進行“圣戰”,已經使敘利亞成為繼也門、伊拉克之后西亞地區又一恐怖主義活動的大本營。在北非及其周邊區域,盤踞在阿爾及利亞的“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里布分支與近年來崛起的索馬里“青年黨”、尼日利亞“博科圣地”組織等恐怖組織,利用北非阿拉伯國家動蕩、利比亞戰爭、馬里內戰等地區性危機,大肆進行恐怖活動,并已經在北非、東非和西非
形成鼎足之勢。恐怖主義在中東強勢反彈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轉型阿拉伯國家宗教與世俗勢力的嚴重對抗、地方和部落勢力坐大、經濟與民生問題的持續惡化、利比亞戰爭后遺癥、敘利亞內戰久拖不決及其外溢效應不斷擴大,均構成了有利于恐怖主義發展的肥沃土壤;第二,“基地”組織利用轉型阿拉伯國家的嚴重困難和利比亞戰爭、敘利亞內戰
等地區熱點問題,積極進行意識形態和策略調整,力圖將“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組織的發展軌道,使其生存能力和適應能力不斷增強;第三,美國中東戰略和反恐戰略收縮使恐怖主義面臨的反恐壓力下降,而美國在中東變局中執行雙重標準,違反國際法越境打擊導致大量平民傷亡,則進一步加劇了中東地區反美主義情緒的高漲,都構成了有利于恐怖主義發展的重要因素。
地區格局復雜變動之快
2013 年中東地區格局的復雜變動依然是阿拉伯大變局以來地區力量消長與重組的繼續,突出表現為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傳統力量以及阿拉伯世界內部不同力量的分化與重組。從總體上看,在阿拉伯大變局持續三年后,在地區國家中已經很難找到真正的、恒定的受益者。2013 年的突出變化是阿拉伯大變局對地區國家影響的得失利弊不斷變化,導致地區大國力量的不斷消長,使中東地區格局呈現出“碎片化”的態勢。阿拉伯世界的整體性衰落在持續加深,內部分化更趨明顯,即使是一度被視為阿拉伯大變局受益者的海合會尤其是沙特,也因美國戰略調整尤其是敘利亞和伊朗政策的調整而陷入尷尬,并無奈地通過拒絕擔任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表達對美國的抗議。
土耳其積極介入中東地區事務,試圖成為地區主導力量,但已明顯力不從心,土耳其支持的埃及穆爾西****被廢黜、敘利亞局勢變化及難民沖擊、推廣土耳其模式受阻、庫爾德問題反彈、國內民眾抗議等事態,都限制了土耳其成為地區領袖的抱負。伊朗地位的變化更是起伏跌宕,阿拉伯國家的動蕩和衰落曾令伊朗處于有利地位;不久后敘利亞危機導致地區盟友遭到削弱,西方經濟制裁和軍事威脅又使其陷入重壓之下;但魯哈尼當選總統后美伊關系回暖、敘利亞危機相對緩和、伊核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都使伊朗周邊戰略環境出現大為改善的跡象。
對于阿拉伯大變局,以色列只能繼續延續靜觀其變的政策,但周邊安全環境的惡化,美國伊朗政策和敘利亞政策的改變、以色列與土耳其關系恢復尚待時日,巴以和談的僵局以及美國和西方的持續施壓,當然最根本問題在于美以關系裂痕加大,都使以色列陷入更為孤立的境地。
中東地區格局復雜變動的深層次根源在于阿拉伯大變局的沖擊,以及美國中東戰略收縮引發的聯動效應,而敘利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兩大熱點問題則以更直接的方式,牽動中東地區格局的調整,中東地區大國利弊得失和地區地位變化,幾乎都與美國中東戰略調整導致兩大地區熱點問題走勢發生轉折性變化密切相關。
美國中東戰略調整之困奧巴馬任職以來,已經接近完成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中撤軍的目標,這實屬來之不易。為避免因再度深陷中東而掣肘重振經濟和重返亞太等內外戰略,戰略收縮構成了2013 年美國中東戰略的典型特征,這在本質上源于美國主導全球事務戰略能力的下降以及戰略意愿的不足。
美國中東戰略調整的特點包括:第一,在軍事上,奧巴馬政府十分克制,力求將軍事干預的風險降到最低,避免美國在中東再次陷入戰爭泥潭。第二,在外交層面更加重視多邊外交和公共外交。第三,美國對中東轉型國家的援助往往口惠而實不至。第四,美國的中東反恐戰略更趨功利化,更加重視無人機打擊和特種部隊定點清除等手段。
奧巴馬在中東推行務實外交的原因主要有四:首先,在國力衰落和國內財政困難的背景下,美國力圖通過在亞太和歐洲建立TPP 和TTIP 來重建國際秩序,極力避免中東再次陷入戰爭泥潭;其次,美國國內在中東政策上存在嚴重分歧,歐洲盟國及北約成員內部也分歧明顯;再次,伊斯蘭極端勢力和國際恐怖主義強勢反彈,美國不希望看到因軍事干預敘利亞導致極端勢力和恐怖組織坐大的局面;最后,奧巴馬希望通過實行“戰略模糊”的超脫政策,為中東政策調整留有空間和余地。盡管如此,美國仍然是中東事務的主導者。事實表明,無論是敘利亞危機“化武換和平”的安排,還是巴以和談與伊核談判的重啟,都是在美國的安排下得以實現的。2013 年俄羅斯的敘利亞外交風光無限,但尚無法在中東事務中全面發力;歐洲國家在總體上仍然是美國中東戰略的配角;中國對中東的影響力雖有所增強,但尚缺乏對中東事務施加重要影響的硬實力、軟實力及戰略意愿。當前,美國中東戰略調整的目標是既要避免類似伊拉克戰爭的深度卷入,又要保持對中東事務的主導權。當然,最終解決敘利亞危機
和伊朗核問題,安撫沙特、以色列等地區盟國的嚴重不滿,推動巴以和談取得實質性進展,確保美國撤軍后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勢的基本可控,重新塑造美國在中東的國際形象,都是美國中東戰略面臨的嚴峻挑戰。
中國的應對之策
首先,中國應針對阿拉伯國家的分化,統籌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的關系。阿拉伯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使利用中阿合作論壇統籌中阿關系的難度將進一步增強。因此,中國在進一步加強中阿合作論壇機制建設的基礎上,應加強對阿拉伯國家差異性的認識,并開展有針對性的雙邊合作。海合會國家應成為中國發展經貿關系的重點,并應在2014 年重點推進中國與海合會的自貿區談判;轉型阿拉伯國家次之,加強與轉型阿拉伯國家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經驗,適當進行投資和經濟援助應成為工作的重點;
對于前途未卜、穩定缺失的阿拉伯國家,應加強對政局及各派政治力量的研判,圍繞勸談促和做適當的外交工作,經濟投資應適當謹慎。其次,在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框架下,加強對中東事務的磋商。當前,中東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的機遇與挑戰主要來自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與社會轉型、能源安全、反恐問題、中東熱點問題。雙方既有共識,又有分歧。在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設中,雙方應增進共識和相互理解,妥善處理雙方在中東事務上的分歧,使其不至影響到中美關系的大局。第一,中國應該對中美雙方對中東事務的影響力的巨大落差有清醒的認識,并通過多做解釋工作降低美國和地區國家對中國的期待,使美國認識到中國在中東事務上尚不能發揮西方和地區國家所期待的重大作用。第二,中國應圍繞中東問題,塑造有利于中美關系的輿論環境。在中國外交不斷強調人類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的背景下,簡單從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東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作用,無疑是
一種簡單、狹隘和片面的功利化思維,既無助于中國負責任大國國際形象的塑造,也無助于中美圍繞中東事務建立互信。最后,進一步加大對中東國家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力度。在總體上,中國對中東的公共外交仍存在規模小、頻率低、投入有限、官方色彩濃厚等問題,經濟援助規模較小和顯示度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外交主體單一和外交渠道相對匱乏的缺陷仍然沒有得到徹底改變。當前,阿拉伯國家對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投否決票的不滿得到一定緩解、敘利亞危機由于“化武換和平”重回聯合國軌道、海灣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敘利亞政策和伊朗政策不滿都使中國對中東的公共
外交面臨較為有利的環境。因此,中國應加強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企業、媒體、智庫、青年等多元外交主體建設,通過民間交往、宗教交往、人文交流等渠道,加強與中東國家的社會交往,夯實中國中東外交的社會基礎。

塑造數據主權:2013 年的全球網絡空間與國際戰略

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2013 年是全球網絡空間的轉折-變化年。年初美國曼迪昂特公司頒布的報告,以及奧巴馬政府出臺的《抵消美國竊取美國商業機密的行政戰略》,在將矛頭直指中國的同時,也正式將網絡安全問題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大框架;歐盟在大西洋彼岸配合美國行動提出的《網絡空間安全戰略》則比較完整的展示了歐洲嘗試借助法律、國際機制以及西方核心價值觀塑造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的完整畫面;正當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壓力時,前美國中情局雇員斯諾登披露“棱
鏡”項目,揭示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為代表的情報系統,近似無限制、無邊界、無差別的監控全球網絡空間,進而扭轉了全球網絡空間戰略問題的輿論態勢。
全球網絡空間缺乏明確規范的現狀遭遇全面挑戰,如何塑造新的游戲規則,成為挑戰和考驗全球各主要行為體的核心問題。美國在網絡空間強勢推進“先占者主權”引發焦慮
從國際體系層面上來看,目前全球網絡空間處于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起支配作用的主導原則是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先占者主權”原則。這一原則必然導致占據技術能力優勢的行為體最大限度的擴張自身利益,獲取行動自由,這就是美國創建并實施棱鏡項目的內在必然性。
就更加宏觀的國際體系力量對比來看,網絡空間與現實世界國家力量分布的不均衡、不對稱,是決定棱鏡項目被披露之后引發軒然大波和激烈反彈的關鍵所在。當前世界,已經是一個由線下世界和網絡世界共同構成的復雜體系,其力量對比的復雜性在于“線下-網絡世界”力量分布的不均衡:線下世界中,美國雖仍然是單一超級大國,但其實力的優勢已經不再是無法超越和比擬的,包括美國的盟國在內,對美國整體實力毋容置疑的認可已經逐漸動搖,由此帶來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再默認美國有超越于其主導制定的國際規范之上的行動自由;網絡世界里,美國仍然具有不可動搖的先發優勢,支撐全球網絡空間的關鍵基礎設施事實上掌握在美國手中,美國在網絡空間相關的技術研發、戰略制訂與政策協調上,具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行動能力。而美國的戰略決策者仍然堅信,美國是冷戰時期的超級大國,在技術、實力以及心理層面具有其他國家或明或暗承認的無可比擬的優勢,并因此獲得“美國例外”的行動自由。這種復雜的反
差,導致在棱鏡項目曝光之后,美國無法做出真正有效的應對,并因此遭受國家聲望與軟實力的重大損失。
各方積極反制美國網絡霸權
從國家層面上來看,各個國家,尤其是主要大國對全球網絡空間的普遍依賴、網絡技術能力的不均衡分布以及此前遺留下來的戰略信任不足等問題,進一步放大和加劇了各國面對網絡空間時的安全焦慮。雖然2013 年披露的“棱鏡”項目,與1970 年代被披露的“三葉草”項目,2000 年被披露的“食肉動物”項目,以及2001 年被披露的“梯隊”項目,并無本質上的區別,但棱鏡項目卻因為觸發了各個國家原先存在的安全焦慮,而激起了遠超此前任何類似項目的負面反應。這種反應,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各國對美國濫用自身優勢能力的巨大擔憂:2013 年10 月德國與巴西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建議,要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添加互聯網隱私權的條文。此例可以看做是歐盟以及部分新興國家,對美國濫用監聽能力的溫和反制。對各個國家,尤其是全球和地區性的大國而言,2013 年,是國家網絡安全威脅變得更加清晰的起始年。在這一年中,除了棱鏡項目之外,有關震網病毒的后續深入報道,名為敘利亞電子軍的黑客組織對美國股市發動的襲擊,以及從中東北非蔓延到南美地區的大規模示威游行,均進一步證明了國家面臨來自網絡空間的巨大挑戰。這種挑戰既包括技術層面的,也包括制度與政策層面的;既包括現實與物質層面的,也包括心理與認知層面的;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認識到在全球網絡空間建立和完善行為規范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必然性。截止2013 年11 月19 日,全球共有35 個國家已經或者宣布要制定《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可以預見,2014 年,圍繞網絡安全的全球博弈將逐漸邁向深入。
從非國家行為體層面上來看,在2013 年,個人、非政府組織在信息通訊技術具有優勢地位的公司以及跨國活動分子網絡等非國家行為體,依托信息技術和全球網絡空間,正具備越來越強大的挑戰主權國家的能力。這種挑戰是全方位、不對稱和不確定的,并因為與主權國家在不同問題上的分化組合,為整個體系的未來演變增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復雜性和不穩定性。對主權國家以及整個國際體系來說,如何及時有效識別和防范非國家行為體對網絡安全的沖擊與挑戰,特
別是防范這種來自網絡空間的挑戰觸發主權國家之間在現實世界中的緊張關系乃至危機,將是未來5-10 年最重要的安全議題之一。
簡而言之,斯諾登披露的棱鏡門,以無法否認的事實證明,美國政府確實在網絡空間對其他國家的政府實施了無限制的監控;材料證明,美國政府確實對自身的技術優勢進行了濫用,而不是自我克制;這種行為激化了原先就存在的大國之間的安全焦慮;被重新激化的焦慮迫使大國更傾向于用國際機制、制度等方式方法,來保障自身的安全;非國家行為體則初步體會到了在網絡空間挑戰超級大國的甜頭,未來,這可能誘發更多的嘗試,并危及原先存在的脆弱均衡。
塑造“數據主權”成2014 年首要任務
對國際社會而言,2013 年之后面臨的主要挑戰,就是盡快確定全球網絡空間有效治理的指導原則、主要目標以及實踐架構。在指導原則層面,推進“共同財產原則”,限制、修訂乃至扭轉“先占者主權”原則的優勢地位,是國際社會需要努力推進的首要目標。主權國家追求的目標,是數據的使用能夠促進數據初始提供者的利益,而非成為少數掌握了技術優勢的行為體過度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在追求的主要目標方面,用“數據主權”應對美國倡導的“互聯網自由”,是博弈的關鍵所在。2013 年全球網絡空間態勢的基本發展趨勢之一,就是數據的資源化,即數據正在變成像工業時代的石油一樣重要的戰略資源。根據已有的跡象,未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區別,就是發達國家掌控數據,發展中國家提供數據。為此,需要大力倡導“數據主權原則”,以保證提供數據的合法用戶擁有確保
數據被妥善使用,不威脅自身利益的權益,對數據的處分享有最終的主權,任何對數據的處置應該得到用戶的明確授權,特別是在對數據進行挖掘的時候。需要指出的是,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追求實現的目標不是阻斷數據的自由流動,或者用主權壁壘分割全球網絡空間,而是要保障所有國家,包括技術能力暫時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不會因為能力的差異而導致合法利益受到損害。
在實踐架構方面,掌管關鍵網絡基礎設施與資源的機構,如掌管域名解析系統的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ICANN),其管理機制必須得到有效改革,培育和完善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電信聯盟對互聯網的管理能力,催生符合大數據時代特點的全球網絡空間管理新架構,是未來需要努力的關鍵所在。
綜上所述,抵制美國濫用技術優勢的霸權舉動,以數據主權為核心塑造全球網絡空間的行為規范,是2013 年全球網絡空間戰略態勢變化的主要特征。全球網絡空間原先處于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但這顯然已經無法適應技術發展和國家行為變化所帶來的各項挑戰,如何在未來盡快催生有效的治理機制,以確保彼此密切互聯的全球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確保力量差異顯著卻又彼此相互依存的行為體都能夠從網絡空間的發展中獲得收益,避免因為強勢行為體濫用自身優勢或
者來自非國家行為體的意外挑戰催生緊張乃至沖突,將是整個國際社會在未來5-10 年內需要面對的首要任務。如何為全球網絡空間制訂有效的規則,已經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主要行為體都必須回答的重要命題。
 

新抗議時代


簡軍波 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今年最重要的抗議活動主要發生在巴西、土耳其、埃及和泰國等發展中國家,它們地跨亞非拉,持續時間有大半年之久。巴西的抗議活動起因于公共交通票價上漲,有超過100 個城市、上百萬人參加;土耳其的抗議運動起因于伊斯坦布爾市政府對市內塔克西姆-蓋齊公園的征收令,該命令試圖將公園改造成一個大型購物中心;埃及民眾的抗議活動是繼2012 年11 月歸屬“穆兄會”的****總統穆爾西廢除相關法令后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議活動;泰國“黃衫軍”所發起的抗議英拉政府的起因在于執政黨為泰黨提出“特赦法案”,赦免近幾年卷入政治沖突中的人物;此外,在保加利亞、烏克蘭、印度等國家也出現了一定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動。上述一系列抗議活動構成了國際政治舞臺中一種新的發展情勢,它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持續發展和民主改革不斷深化過程中,政府正日益面臨來自民眾的諸多訴求。
無巧不成書。盡管這些抗議活動的形式、具體原因和訴求不盡相同,但多個發展中國家在同一年爆發大規模抗議和示威活動并非巧合,它反映了在全球范圍內,一些發展中國家走到了相似的發展階段,面臨著類似的社會問題,遭遇到了同樣的挑戰。這些抗議活動所反映的一個共同事實是:一個具有自身利益和價值訴求的社會階層正在這些國家逐漸形成和鞏固,他們越來越具有獨立思考和行動能力,具有特定的利益訴求,不滿足于社會現狀和自身的生活條件,強烈要求政
府提高治理水平或維護他們的利益,關注他們的訴求并做出有效的回應。具體而言,所有抗議浪潮的原因可歸結為主客觀兩類因素。
客觀條件一:新中產階層的迅速成長。
沒有中產階層的壯大,就不可能形成如此大規模的抗議浪潮。毋庸置疑,中產階層是這些抗議活動的主力軍,他們具有改善個人生活環境和充分表達意見的強烈愿望,而這一階層在這些國家正迅速成長。布魯金斯學會的數據表明,在20 個最大的新興國家中,過去15年,中產階層的人數從占總人口的18%發展到了今天的50%還多。(該學會對中產階層的定義是個體日均消費為10-100 美元的群體)。
此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一系列的抗議活動中,有許多參與者是年輕人,他們受過較高的教育,并且熟悉電子設備。也許他們不一定具備了良好的個人財力,從嚴格“中產階層”的量化標準而言他們還不夠格,但這不妨礙他們從心理上將自身定義為中產階層成員。換言之,在可量化的中產階層迅速壯大的同時,還有一批迅速壯大的“新中產層”,他們不具備中產階層定義中的財力和社會影響力,但教育和數字技術給了他們寬闊的視野,他們的思維方式、精神向度和生活理想都已與中產階層掛鉤,已經具備了中產階層的自我認同,至少已將成為中產階層的一員作為了生活的重要目標。
客觀條件二:經濟發展受阻與民主化。
在上述發生抗議的國家中,有些國家如巴西和土耳其近些年來經濟發展都比較不錯,但在國內外因素的影響下(如金融危機等),最近的經濟境況有所惡化,導致中產階層的生活受到較大影響,新中產階層成員的社會上升空間也受到擠壓或受阻的危險,加上政府在某些公共政策上的獨斷專行和腐敗無能,使得民眾抗議政府有了充分的理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發生抗議的國家大都是經歷了民主化或正處于民主化的階段,這給了民眾自由表達的渠道,當他們認為自身的利益受損或利益表達得不到尊重時,就有合法途徑以抗議方式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主觀因素:日益提升的自我期待
毫無疑問,巴西、土耳其、埃及、泰國等國家各自的中產階層特性不一,所遭遇困境也不盡相同,引發抗議的具體誘因也千差萬別。然而若深究其根本,則都離不開“現實—期待差距”拉大這一共同的因素。近年來,這些國家的大部分人口受益于本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埃及的大部分民眾則主要受到經濟在宗教政策影響下不能繼續發展的
困擾),他們對經濟發展和個人生活質量提升的期望也隨之不斷抬高,然而社會現狀卻又越發令人失望(政府腐敗無能和獨裁傾向、公共服務的嚴重缺位、經濟發展開始出現頹勢、自我返貧的巨大威脅等)。在這一差距拉大之下,憤然走上抗議之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抗議活動的發展趨勢
除了泰國的“黃衫軍”抗議活動持續上演之外,上述其抗議活動基本已偃旗息鼓。不過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暫時終止不代表民眾的抗議情緒和沖動已經消失,因為引發這些抗議活動的社會環境和因素依然存在。之所以大部分抗議活動暫趨平靜,在于政府領導層在策略上答應了抗議民眾的請求,或舒緩了對抗的氣氛;但抗議群體所呼吁和期待的政府和社會變革并沒有很快實現,也不能一蹴而就。可以想見,作為社會沖突的常見形態,民眾抗議是官民矛盾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很可能發生的現象。其基本的前景有兩種,要么政府積極順應潮流,實行改革并獲得成功,矛盾逐漸消除,社會沖突漸趨平緩;要么政府剛愎自用,不思改革,即使實施改革也沒有取得成功,矛盾日益尖銳,社會沖突日漸加大和頻繁。因此,社會抗議活動的前途決定于相關國家政府的所作所為,但同時也取決于國內經濟發展及社會與政治改革的前景。若政府能減少腐敗、提高效能;經濟能持續和均衡發展;民主化的改革不受宗教等極端勢力或利益集團的綁架,則社會沖突自然會逐漸銷聲匿跡;反之,抗議活動將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件。然而,鑒于宏觀層面上政府在成功實現反腐、經濟持續均衡發展和民主化改革問題上的艱難性和長期
性,一個沒有抗議的社會幾乎是不可能的。新抗議時代的啟示第一,數字技術的普及加速了“新中產階層”的來臨。盡管“數字鴻溝”一直被人擔憂,但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和平民化,它至少在年輕一代人當中不存在太大的“鴻溝”,盡管這些年輕人在財富和社會地位上分屬不同的等級或階層。由于數字技術的普及,實際上使得來自不同領域和社會地位的一批年輕人具有了平等對話的渠道和空間,并獲得共同的精神體驗、見識、審美情趣、心理素質甚至生活理想。這批人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受教育水平,因此在社會經濟整體發
展的背景下,具有將自身生活理想與中產階層目標靠攏的趨勢,盡管在財富水平上可能還不具備。簡言之,數字技術催生了一批不具備中產階層財富水平,但具有中產階層精神體驗和審美情趣的群體,他們對社會環境和政府治理水平的要求與中產階層并非不同;對政府的訴求也往往日益苛刻。
第二,政府實行靈活與善意的政策應對是安撫抗議群眾和暫時消除社會沖突的途徑。一般而言,中產階層抗議的訴求不旨在于“改朝換代”,從屬性上看,中產階層也天然地不具備革命性,因此他們的訴求內容屬于政策調整范疇而非政治革命范疇,政府應因勢利導及謙虛地順應抗議要求,將能有效化解社會沖突的急劇惡化,并為尋求官民和解和消解社會沖突創造條件。
第三,國家持續均衡發展和社會公平化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良方。要順利消弭社會持久沖突,非實現國家均衡發展和社會公平不可。目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迅速發展已成為世界潮流,然而它們在發展快車道上卻遇到群眾的抗議和不滿,往往不在于他們正變得絕對貧窮,而是對自身、社會和政府的期待在日益提升,他們不再滿足于溫飽,而在于獲得更多尊嚴、獨立性、受尊重的權利和更良好的社會福利,在乎社會公正和發展均衡。一個日漸富裕但財富分配不公、地區發展不均、政府腐敗無能、生態環境惡化等日益劣質化的社會是逐漸富裕起來的大多數民眾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使社會均衡與公正發展才是實現長治久安的良策。
第四,民主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降低社會沖突與抗議。民主化過程往往帶來各類社會沖突。上述發生抗議的國家大多處于民主化鞏固(如巴西和泰國)或民主化起步階段(如埃及)。然而,政治“革命”沒有為這些國家帶來更多的良治、社會公正和個人生活的持久提升,從而誘發了受到壓抑的人群的反抗。因此不太完善的民主制度反而容易引發抗議活動。從理論上看,民主化改革不會有回頭路,鑒于此,只有對國家制度實行持續改革,并結合自身國情加以完善,以達到良治、社會公正和繁榮,才能有效降低和消除社會議。


后 記
《失范與轉型—2013 復旦國際戰略報告》是復旦大學國際
問題研究院集體討論、分工寫作的成果。各部分執筆人如下:
信強撰寫了《2013 國際政治態勢:總體平穩、轉型延續》;
宋國友撰寫了《2013 國際經濟中的“失”與“轉”》;蘇長和撰
寫了《中國外交“再出發”:舉綱張目、登高望遠》;吳心伯撰寫
了《新背景下的“奧巴馬主義”》;胡令遠撰寫了《“安倍風險”:
近期中日關系的關鍵變量》;劉中民(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所)
撰寫了《中東2013:轉型與動蕩的“二元變奏”》;沈逸撰寫了
《塑造數據主權:2013 年的全球網絡空間與國際戰略》;簡軍波
撰寫了《新抗議時代》
此外,以下老師先后參加了報告的討論:林尚立、趙華勝、
杜幼康、潘忠歧、汪偉民。特此致謝。
陶韡爍承擔了報告的編輯工作。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2014 年1 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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